每月的第三個周日下午3點,深圳書城北區的大臺階總是座無虛席,和以往組織的文化活動不同,市民到這裡是和政協委員們一起議民生話題,評政府實事,解問題疑惑,提智慧建議,每個人的手中都有“贊”和“噓”的牌子,可以隨時舉牌發表意見,這就是“委員議事廳”。
  全國政協的雙周協商座談會是政協工作的一大特色,而在深圳,委員議事廳把協商民主的平臺搬到了公共空間里,通過政協委員“講”、專家學者“議”和市民群眾“評”,搭建議政平臺。據悉,這樣的協商民主形式屬於首創,被一些市民稱為“北有雙周座談會,南有委員議事廳”。
  也許坐在臺下的市民並不知道,每一場精彩的觀點交鋒背後,都歷經了數月的推敲和打磨,現場的每一個細節,都蘊藏著一系列的故事。
  統籌:呂冰冰
  撰文:南方日報記者 戴曉曉
  1
  一個規則
  政協首創公共空間“搭台議政”
  2月17日下午3點不到,前來深圳書城休閑的市民將可以容納400人的北區廣場大臺階擠滿,每個人的座位上都有兩塊牌子,一個是豎著大拇指的形狀,中間寫著“贊”,另一個則是大拇指向下的形狀,寫著“噓”。在市民“圍觀”的區域中心,9席演講臺、2塊大屏幕和1塊背景板臨時搭起一個簡單的“委員議事廳”。
  下午3點,音樂響起,首先走上臺的是深圳市人居委主任劉忠樸,作為一名深圳市政協委員,當天他的身份變成了首期委員議事廳的主持人。本期的話題關註霧霾,7名政協委員隨後上場,他們很快形成正反兩方,圍繞著“限行限購是否是必要措施”、“市民環保行為應靠自覺還是法律約束”等話題展開激烈地辯論。話題爭鋒的間隙,幾位業內專家輪番上場進行專業評議,現場還視頻連線美國環境專家進行討論,相關政府部門負責人也到場接受提問。
  委員講得好不好,專家學者議得怎麼樣,最後還要等著現場觀眾來評,在話題討論中,主持人邀請觀眾舉牌表達意見,也有觀眾自己舉牌,現場提問和交流,每個人都進入了“角色”。細心的觀眾還會發現,深圳市政協主要領導全部到場,和市民一起坐在木板凳上。
  將政協委員、專家學者、政府部門和市民四方聚在同一個公共空間,對涉及民生的話題展開熱議,通過政協委員“講”、專家學者“議”和市民群眾“評”,搭建各界參與並表達意見的協商平臺,這樣的“議政”形式在深圳還屬首次。從今年2月開始,每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委員議事廳”在深圳書城北區定期舉行,如今已經舉行了四期,慢慢成為深圳市民關註的焦點。
  在設計之初,深圳市政協就為委員議事廳確定了一個方向——“向下接地氣”。各方角色設置都圍繞這一方向來設定,話題要求是民生熱點,強調不預設立場,表達各個界別、層次嘉賓和市民的意見。現場安排多名委員形成不同觀點的交鋒,對話題進行充分的討論,而非闡述單一結論。專家和學者發揮智庫的作用,為現場市民答疑解惑,引導市民在一定認識基礎上展開思考。相關政府部門領導也不是來“擺成績”的,他們在現場聽取市民的意見,為下一步政府決策提供參考依據,並就某一問題的現狀和解決措施和觀眾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市民的參與和互動是重中之重,引導市民全面的知情並理性地發聲成為這個平臺發揮的重要作用。
  作為主辦方,深圳市政協只扮演“搭台”的角色,具體承辦則由各民主黨派以及市政協部分專委會來負責,承辦方可自主決定具體議題的設置、嘉賓委員的邀請和現場流程的設計,讓民主黨派及專委會各顯優勢。這個直接面對市民的平臺帶給了承辦方不小的壓力,每場議事廳往往在兩個月前就啟動了準備工作,雖然參與人員已經是各行業內的精英人士,但他們仍要圍繞議事廳主題“做足功課”,除了進行全面的資料閱覽,掌握第一手資料,承辦方還組織委員進行實地走訪,瞭解真實的情況,並通過數輪溝通會形成觀點的交流和深入,最終才能確定方案。
  2
  兩大挑戰
  反覆揣摩的話題和慎重其事的委員
  “對熱點敏感話題不推諉、不迴避,才是議事廳的價值所在!”
  在委員議事廳的籌備工作中,最大的難點來自於話題的選擇和委員的確定,這兩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場議事廳的精彩程度。
  “話題要契合民生,有可議的空間,有不同觀點的碰撞,必須是大家關心的事,能夠引起社會的共鳴。”深圳市政協委員、深圳大學副校長黎軍是第二場委員議事廳的主持人,在談到一場議事廳的最關鍵因素時,坦言話題的選擇是重點,承辦方首先要前往相關部門進行調研,梳理出相關問題,並提煉其中值得研究和分析的焦點議題,同時在提案和議案中遴選題目,最後選出最關鍵、也是最難的問題,相當於挑了“最難啃的骨頭”。
  民盟深圳市委員會承辦的第三場委員議事廳在話題遴選之初就經歷了激烈的爭論。“作為參政黨,我們敢不敢碰一些當下的熱點話題?這對於我們來說很棘手。”民盟深圳市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張俞強說,民盟為話題的選擇設立了三條標準:老百姓關心、委員熟悉、老百姓最迫切希望談的事。
  “‘壟’話題是個技術活。”張俞強坦言。由於民盟很大一部分盟員由文化和教育界人士組成,市政協為第三期話題設定的範圍也在文化和教育領域,他們首先圈定了離老百姓“更近”的教育領域,擬選話題最初有三個:“小升初”、“初升高”和學前教育,而後兩者因為離開了義務教育的範圍,考慮到其可塑性和敏感性較弱,最終被排除。
  沒想時值4月中考報名期間,第三期話題設定為“‘小升初’的公平性”,正好撞上“敏感期”,遭到了委員的一致反對,每次開協調會前,參與委員的第一句話就是“太敏感,這個話題能不能不談?”
  “我們覺得不推諉、不迴避、第一時間回應老百姓的訴求,才是委員議事廳的價值點所在。”張俞強說,在2月下旬的籌備溝通會上,不少專家委員起初非常矛盾。“這個問題太敏感,但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應該談。”市政協委員、深圳市華富中學校長李小婉說,“我當了10年民辦學校校長,親身體會到很多家長搞不清哪所學校真正適合自己的孩子,而是人云亦云,但是我們又沒辦法將真實情況告訴他們,從做好教育工作的角度上來說,這個問題有價值”。
  “委員們起初處於自身的職務角色對這個敏感話題做出本能的迴避,但通過反覆的探討,激發了他們的專業素養,話題最後取得了盟員的認可。”在張俞強看來,議事廳的籌備過程讓委員的“責任角色”得到進一步強化。根據民盟所做的調查,老百姓對中學教育和學校的瞭解和現實存在非常大的偏差,從這一角度考慮,民盟希望以非政策執行部門的第三方角色來分享專業的建議,引導市民對這一問題產生科學的認知。
  “社會精英‘沉’到公眾場合,
  表達方式能否和老百姓對接?”
  除了話題的反覆推敲,現場委員的選擇也經過了周密的思考,不少承辦方希望突出和放大委員的代表性和多元化,以使話題的討論寬度實現最大化,同時能夠引出話題的爭論性。以第三期委員議事廳的委員為例,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電信學院副院長趙傑是大學教育界代表,從高等教育專家的角度解讀問題;深圳出版發行集團黨委書記尹昌龍則是社會文化階層人士代表,作為社會知識分子對教育問題有自己獨特的觀察;深圳外國語學校國際部校長鄔曉莉代表了中小學教育界人士,對問題有更直接深入的體會。
  即使是各方面的專業人士,走上“委員議事廳”的舞臺還是有不小的挑戰。“政協委員在市民眼裡都是社會精英,‘沉’到公眾場合中去,以前我們說話的思維方式能不能和老百姓對接?政府部門就這個問題研究多年,我們的委員對問題的認識和積累能否達到一定的深度?畢竟這不是閉門會議,這些問題都無法迴避。”張俞強說。
  直接面對市民,委員們有沒有擔心被“噓”的壓力?議事廳第四期嘉賓李建華是一位很活躍的委員,曾參加過深圳政協論壇和政協熱線,也算有一定經驗,但在議事廳“開論”之前,他還是足足準備了3個月。對於要談論的養老話題,李建華閱讀了大量相關材料,對每個問題進行反覆研究,對於選題之外的相關知識也要瞭解,萬一被現場觀眾提問到可以“有備無患”。對於一些不懂的問題,他還專門請教了有關專家,進行實地走訪。對於其中一個是否發放養老券的問題,李建華本來持反對態度,後來他專程採訪了幾位受益老人,瞭解到養老券發放確實有好處,最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
  “最後在議事廳現場闡述的觀點,都是在自己的研究上形成的。”在李建華看來,委員議事廳提高了委員履職的專業參與度,自己現在已經成為養老問題的“半個專家”,以後也會長期關註相關提案,促進有關部門更好地解決問題。
  此外,從活動設計的角度上來說,政協委員“講”和現場市民“評”應該形成很好的互動,舉牌是檢驗互動效果的有效方式之一。為此,第三期委員議事廳在流程設計上做了特別的設置,在每個子話題的開始和結束時分別請觀眾舉牌表達觀點,話題開始前的舉牌力求將觀眾帶入話題,而結尾的舉牌則可以檢驗此輪討論到底影響了多少觀眾,以及觀眾對於委員觀點的認同程度。“舉牌的人多說明觀眾‘進來了’。”張俞強說。實際上,這樣的現場檢驗也可見一定效果,討論開始前,通過舉牌,現場半數觀眾表示不滿意目前的“小升初”政策,而在臨近討論結束時,超過六成觀眾為積分入學和就近入學制度舉“贊”。
  3
  三方反思
  議事廳如何傳播“理性的聲音”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
  “接地氣”的委員議事廳不僅讓委員多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渠道,也和百姓形成了聯動機制。政協搭台,多方議事,無論是政協、各民主黨派、專委會還是政府部門,都在這一創新的協商平臺上“下沉”到群眾中去,並以“向下”的思路重新審視自身在社會發展中扮演的角色,聽取和傳播更為理性的聲音。
  實際上,各民主黨派和專委會對於“接地氣”一直有強烈的訴求,此次委員議事廳為他們打開了一個新的渠道,搭建了一個發聲的平臺,並激發出一系列的新探索和新嘗試。“委員議事廳不僅是委員的議事廳,也是界別的議事廳。”深圳市政協副主席、民進深圳市委會主委張效民認為,委員議事廳集中各界別智慧,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而且對於目前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提供咨詢和意見,對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有重要意義。
  “參政黨較少有機會和市民直接面對面交流、面對面汲取老百姓的觀點和智慧,也缺少與市民長期的、制度化的溝通安排。”在張俞強看來,以往政協的“台”都是搭在各界別之間,而委員議事廳則是建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委員和市民直接溝通的管道,發揮了政協發散性組織的優勢,引領、引導市民觀點的變化。
  對於委員來說,議事廳應是這一群體闡述理性表達、推進社會進步的一個開端。“大部分委員都有參政議政的熱情,但是他們不一定有機會深入發表意見,政協委員希望通過一些建議渠道產生影響,這樣才能夠體現委員的價值。”黎軍說。
  在普通老百姓以往的認知里,政協委員好像是一個較為遙遠的人群,他們在每年“兩會”高頻次亮相,隨即消失在老百姓的視野里。而近年來,作為城市精英,深圳政協委員正在表現出越發主動和強烈的發聲訴求。去年1月,深圳市政協委員李毅在深圳灣濱海棧道散步,發現早該按照計劃完工的深圳灣棧道工程疑似爛尾,隨後在市政協會議自由發言階段公開提出質疑,引起市級領導關註,並促使相關部門作出回應。
  去年5月的政協通報會上,多名政協委員對於擬建燃煤電廠項目連環發問,並通過微博公開要求環評,隨後人大接力,最終叫停該項目實施,“壩光事件”被譽為政府、市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方的良性互動的典範案例。如今,委員議事廳成為委員的“主戰場”,不僅傳播理性,也能聽取意見,與市民形成智慧的互動和交流。
  對於政府部門來說,委員議事廳為其工作視角的重構提供了借鑒意義。“通過議事廳的討論,我們能知道政府在政策執行方面應該註重哪些問題的溝通,更好地分清輕重緩急。”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長範坤是第三期委員議事廳的政府部門代表,在他看來,委員議事廳更真實,為政府決策提供了更全面的科學依據。
  一些參與過議事廳的相關政府職能部門還主動建議加強和市民的互動。在首期委員議事廳舉行後,深圳市人居委特別向深圳市政協遞交了相關建議,其中特別提出,希望增加現場相關職能部門與市民的互動。對於觀眾的提問,有些職能部門能現場解答,有些可能需要更多的調查研究。為此,相關人士建議邀請市督查室同志參加活動,並記錄未當場回覆的觀眾提問,交由相關部門研究,並於下一期活動開始前5分鐘,由部門負責人或主持人回應答覆。這樣不僅保證了活動的完整性和延續性,也能增強市民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  (原標題:委員議事廳 真的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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